蕭育和 | 預支未來的弱勢民族：吳叡人的《福爾摩沙意識形態》

蕭育和 思想坦克 2025 年 4 月 3 日

以絕對的否定所肯定的，是作為超越自己與他者絕對之一致，由己發現的共同世界，人之存有所擁有的超越，是時間空間的超越。

──洪耀勳，〈風土文化觀：與臺灣風土之間的關聯〉

弱勢是一種光榮，因為弱勢對任何文學都意謂著革命。

──德勒茲（Gilles Deleuze），《卡夫卡》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經描繪了一個台灣民族國家成形的愛爾蘭式路徑。19世紀中葉倫敦當局終止對愛爾蘭天主教徒參政的刑罰性限制，以及男性普選權的全面擴張，最終導致英國國會中愛爾蘭本地勢力的崛起，愛爾蘭的獨立成為英國政治「正常化」的唯一選項。所以，如果東京的政治整合有成，台灣與朝鮮勢將在日本國會中再現倫敦當年的困境，台韓的自治以及與前宗主國之間特殊的結盟關係，也就成為突破僵局的合理政治選項，不過，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凱塞門爵士（Sir Roger Casement）在辯詞中留下「自治是我們的權力：就像感覺陽光，嗅聞花香或者熱愛同胞一樣，無須施捨也不容剝奪」動人詞句的景象並沒有在台灣出現。

「晚於殖民，先於時代」的弱勢民族想像

台灣無疑並沒有在我們這個時空中走向這個路徑，當年的內地延長論者並非沒有意識到愛爾蘭路徑的兩難，「台灣大」（Taiwan-wide）的議會勢必成為台灣初生民族意識的政治容器，分化、阻擋與打壓台灣本地的反殖政治苗火成為內地延長必要的政治配套，及至1931年，民眾黨與台灣共產黨被帝國雙雙摧毀，象徵台灣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終結，隨後在地方層次的選舉中，在透過對派系的捉對廝殺，進一步裂解了台灣本地菁英的團結。

當台灣民族的論述被迫成政治轉進文化時，卻無意催生了「晚於殖民，先於時代」，不只是受壓迫的，同時也是弱勢的民族想像。

當作者以「福爾摩沙意識形態」為台灣民族主義定名時，其所表述的意涵是多重的。首先是作為世界史意義上的異例，在「最後一波」解殖民族主義晚期出現的台灣民族想像，雖然依然以雙語知識分子以及在地官僚機構和民族資本家為要角，然其意識形態內涵確有著巨大的論述位移，並漸漸在最後一波民族想像的儼然分野中，定位出一個既曖昧又超前，局部顛覆殖民支配關係的姿態。此一姿態固然是反動於日本東方式殖民主義，某種民族化殖民主義的產物，然而其最終生成的對抗論述（counter-discourse），卻讓在地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在雙重邊陲的處境中，搶先佔據現代前沿的論述位置，此即作者所謂的「對現代性的批判」。

勒南（Ernest Renan）所說的「遺忘，甚至可以說歷史錯誤，是創造一個民族的關鍵因素之一」，依然是所有民族意識形態形成的必然結果，可是，馬關條約後「台灣人必須獨自應付日本人」的意識，與「台灣人如果渴望從殖民統治下獲得解放，他們將別無選擇，只能『自求解放』」之間，卻是一個遠遠超越於記憶與遺忘，對於歷史的意識形態重構，與免於壓迫的解殖政治訴求所伴生的是一個超越於時代的民族意識想像，也即再不可能是強大帝國組件，亟欲逃離大國網羅，惟受迫於地緣政治格局因而只能是「弱勢民族」的自我想像，「福爾摩沙意識形態」再次是個世界史異例。

《福爾摩沙意識形態》顯然並不僅僅滿足一切「民族作為想像共同體」意識形態的形式化表述，它自然是一個過程，也無疑涉及「由上而下的制度化，以及由下而上的反彈與抵抗」，也必然是用以「對抗占優勢的殖民論述」。此一將在往後將為下一個世紀帝國周邊弱勢民族提供典範的台灣民族，乃是自特有的「東方殖民」處境中孕生。

既是也是，既非也非的臨界身分

台灣的殖民境地遠遠比反殖論者所謂「沒有霸權的支配」（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因而「不可能吸納受殖地區的文明社會」複雜。有別於古典歐洲帝國的「殖民差異性統治」，東方帝國的殖民在《福爾摩沙意識形態》看來是一個民族化的殖民主義，它透過「差序式吸收」將邊陲的差異規訓、馴化乃至於改變成民族內部的地方性差異。

民族主義學者蓋爾納（Ernest Gellner）曾經指出，國家機器所強制推行的普遍高級文化，藉以吸納廣大普羅民眾乃是民族發明的必要政治配置，帝國民族化殖民的差序式吸納是其變體，有其「家族國家／國體論述」的傳統因素，其同化策略並非如西方國家的高級文化，以普遍性的形式平等發明新的民族，而是「其內在層級結構向外（或向下）延伸」，也就是在「在民族共同體的下層階級創造出新的公民／臣民」。

「同化先於整合」的差序式吸納製造了在西方情境中未見的制度性臨界身分，也就是小熊英二所說的「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既有民族建構中「舉目所及」的潛在民族身分，又同時是需要施以文明再教育的帝國臣民；但既非「平等為一」的現代性公民，卻也非差異化的帝國屬民。

安德森用以描述殖民地民族共同體意識成形的「有所限的朝聖之旅」，在台灣脈絡中呈現出一個更多面、更有張力的歷程。本地知識分子在多番關於台灣之於帝國內部地位的論辯中，既深受民族自決與共產主義新思潮的影響，傳播技術的發達也讓本地的論戰策略更加受到宗主國內部政治論爭的制約，依然是從朝聖之旅到民族意識的理路，其論爭焦點與具體訴求卻崎嶇的多，正如作者所言，「可供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取用以彼此鬥爭的文化策略（聯合與對抗）遠為多樣」。《福爾摩沙意識形態》嘗試捕捉的是這麼一個複雜的歷程，一個今人所無法想像，漢族裔和急進的同化路線，竟與初生台灣民族意識充滿張力的結合。

1920年，在同化會運動遭到殖民政府鎮壓後，福爾摩沙人民不得不再次領受「對於成為棄民又受到歧視的怨憎」的共同命運，民族意識的安德森式領土想像於是以一種更強烈的「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傷感，進入台人的意識深層，臨界身分也逐漸有了清晰的指向，直至下一輪的壓制也無從抹去。

因預支未來而始終新生的民族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經指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是隱密的民族寓言，即便是關於個人機運的題材，也總是「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與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

1931年，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共產黨的解體，象徵台灣民族運動從政治戰線上的撤退，組織性的運動遭到帝國的全面打壓，致使民族的意識形態被迫以一種隱微的方式，潛入文化領域，而在這一輪的文化抵抗中，台灣對於雙重邊陲化處境的回應，卻不是將自身「再中國化」，「既然做不了中國人和日本人，那讓我們做台灣人吧！」的不屈民族想像，以及對共同命運的意識都不僅沒有夭折，反之，在「激進政治退潮之際，卻將另一波激進的文化浪潮推向前去，以更隱晦的方式衝擊更深層的體制」。

「福爾摩沙意識形態」不僅僅只為了標誌其對「最後一波」解殖民族主義的脫逸，以及民族化殖民主義的特有格局，同時也表述了「意識形態批判」的核心意涵：對於既有支配關係的顛覆，蔣渭水的「否定自我乃是建構主體的必經之路」以及洪耀勳「以絕對的否定肯定之」，都象徵台灣知識分子的自我辯證，朝著更激進的方向而去，福爾摩沙人終究在對不完全現代性的批判，在思想上完成了對殖民宗主國的超越。

固然如作者所說「戰時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終究也是關於傷逝的論述」，然而，正是在絕對否定的傷逝中，孕育出台灣作為弱勢民族的超前姿態。

福爾摩沙人民在戰後又一次的不正常地緣政治處境中，再次確認，任何與帝國合謀的苟且機心終將遭到反噬，台灣的民族身分幸運的在後冷戰變局中倖存，卻不得不再次面對兩制治理格局的霸權吸納危機，「帝國之內，帝國之外」也已然不只是台灣民族意識歷史歷程所專有，而是摧折港藏疆等帝國周邊弱勢民族的進行式。「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的民族意識，仍像兩個世紀前那樣，困頓於地緣政治格局，不過，正如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說，意識形態的批判從不止步於對既有狀態的指認，而始終具有「預支」（anticipation）未來的論述效應，正如當年台人藉由「絕對否定的肯定」對支配關係的顛覆，對未來的預支同樣也會創造出一個藐視既有權力格局的行動主體與政治姿態，台灣民族始終新生於一次次的存亡之秋。

《福爾摩沙意識形態》不應該只是一部紀錄台灣民族想像歷程的著作，更是台灣人民超前於時代的弱勢民族宣言。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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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福爾摩沙意識形態：東方式殖民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的興起　1895-1945》
作者：吳叡人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5年1月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形態》中文版序言、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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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意識形態：東方式殖民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的興起　1895-1945

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作者： 吳叡人  

原文作者： Rwei-Ren WU

譯者： 胡宗香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5/01/21

ISBN：978626747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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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既然做不了中國人和日本人，那讓我們做臺灣人吧。

十九世紀尾聲，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入列帝國主義下追尋自我的弱小民族成員。

「成為臺灣人」或「福爾摩沙意識形態」的萌芽，本身是一個二十世紀的政治問題

文化問題與歷史問題。

是臺灣史，更是日本史、東亞史與世界史，本書是政治學者吳叡人漫長思想越境之旅的結晶。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過後，成為清帝國一省不過十年的臺灣，割讓給正崛起的東方帝國日本，成為殖民地。這個積極尋找自身民族的新興帝國，以它不同於西方帝國的殖民模式，既主張與沖繩、北海道、臺灣、朝鮮等邊陲同文同種，企圖同化，但同時又遲遲不承認邊陲之民為完整的「日本人」，這種既吸納又排除的差序式吸收（differential incorporation），使臺灣住民以殖民地為邊界，共同承受遭歧視的命運，意外使殖民空間成為民族空間，並在「成為日本人」的重重挫敗之中，激發出臺灣民族主義的想像與意識形態，在一九二○年代喊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

本書作者吳叡人試圖回答，「做臺灣人」這個一開始不具政治意義的選擇，為何會出現在臺灣？多數為漢族裔的臺灣人，為何在漫長的反殖民鬥爭中，萌生的是福爾摩沙意識形態，不是回歸中國，而是自治、民族自決、現代性？作者不僅剖析日本帝國政治菁英同化論與反同化論的激辯，內地延長主義的延遲與落實，並以東方式殖民主義（oriental colonialism）命名，闡述臺灣民族主義起源的特殊條件。另一方面，本書以極大篇幅描繪，臺灣第一代知識人在以同化換取權利失敗後，繼而進行反同化的六三法撤廢論爭，並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四年展開漫長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轉向自治的呼求，作者極其精采地解讀林呈祿所撰寫的三份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文書，運動最終雖然宣告失敗，但臺灣特殊性與弱小民族的圖像開始浮現。

臺灣民族主義的特殊性正在於此：先是政治民族主義的確立，而後才發展出文化民族主義。何為臺灣特殊的歷史與文化？正是一九三○年代初，臺灣政治菁英面臨路線分裂與日本政權的政治整肅後，撤出政治戰場，以鄉土文學論戰為起點，開始借用文學、藝術、民俗、語言學與哲學的形式，逐步發展出臺灣人的「民族文化」論述。在吳叡人筆下，「臺灣人」成為民族，是一個充滿偶然、機遇、挫敗但也是知識人抵抗不懈的故事。

本書在「奧林帕斯山頂」的視野下，以比較的角度，帶領讀者眺望殖民地民族主義誕生的歷史，除了比較日本帝國與歐洲帝國的模式，也比較日本帝國不同時間的殖民地沖繩、北海道、樺太、臺灣、朝鮮之間的差異，最終則檢視與回應諸多民族主義理論。本書的起點，或許是為了證明臺灣存在，但其結果是寬闊的全球史思想結晶。

迴響與評論

本書卷首的〈致謝〉部分，引用了湯瑪斯．曼的《魔山》。……顯然，作者將自己在芝加哥大學皓首窮經的經院時光，喻為漢斯在療養院中的精神漂泊。這段文字，因而為讀者鏤刻了一種決志，敘說作者放棄養尊處優的學院歲月、並以一個全方位型知識分子之姿，勇赴民族主義戰場的心路歷程。

本書同時也記錄了：當作者意識到自身「雙重邊陲」宿命之後，為求脫困，如何上窮碧落下黃泉、苦心孤詣尋索通往解放之路的普遍性。易言之，這也可謂是他將芝加哥大學的個人求道史，與臺灣前輩知識分子在殖民統治下、為自由與解放而抗爭的歷史相互印證啟發，最終發現的脫困之道。 ──梅森直之　日文版譯後記

在當今國際情勢中，所謂「臺灣民族主義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世界如何面對臺灣的存在。換句話說，就是「臺灣是什麼」。本書實為作者的學術原點，對「臺灣是什麼」，其言說（discourse）無異是波濤洶湧大海中的一只思想浮標。 ──若林正丈 書評

作者簡介

吳叡人

臺灣桃園人，臺大政治系畢業，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中文版譯者，著有《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受困的思想》與《福爾摩沙意識形態》均有日文譯本。知識興趣在比較歷史分析、思想史與文學，關懷地域為臺灣、日本、香港，以及世界，喜愛詩，夢想自由。

向賣台集團宣戰！吳叡人哽咽：公民別放棄、台灣必勝！

譯者簡介

胡宗香（第一、二、五章與補論譯者）

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碩士，現為雜誌編輯與兼職翻譯，譯有《我深愛的國家》、《一切未曾逝去》、《獨立宣言》、《征服自然》等書。相信譯者的工作一如文化擺渡人，辛苦但有意義，冷暖自知，樂在其中。曾獲梁實秋文學獎翻譯類（譯文組）首獎。

文稿說明

本書原文為英文，一、二、五章與兩篇補論由胡宗香翻譯。三、四章則在約略同時完成的中文稿基礎上，由莊瑞琳進行中英文版本比對與補譯，作者吳叡人做全書翻譯修訂。

目錄

寫在旅途之中──中文版序言

謝辭

第一章 殖民時期臺灣與民族主義諸理論

第一節  臺灣民族主義之問題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本書之論證

第四節  結構與方法

第二章 差序式吸收：日本在邊陲進行的殖民地民族建構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重新思考日本帝國

第三節 差序式吸收：日本在殖民邊陲的民族建構工程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成為民族：政治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一九一九—一九三一）

第一節 前言：民族對抗國家

第二節 割讓：分離想像的起點

第三節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同化與自治的齟齬

第四節 Qu’est-ce qu’une nation?：左與右的對峙

第五節　小結：被解除武裝的先知？

第四章　成為真正的民族：文化抵抗與臺灣民族文化的論述（一九一九—一九三七）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文化的誕生──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第三節　文化的破壞──一九二三－一九二九

第四節　文化的新生──一九三○－一九三七

第五節　小結：被中斷的想像

第五章

結論：東方式殖民主義下的民族主義

第一節　臺灣與安德森－查特吉的殖民地民族主義論證

第二節　理論的驗證：沖繩與朝鮮的案例

第三節　結語：現代性與主體形成的兩種邏輯

補論

民族國家擴張與早期帝國形成：

英格蘭兼併凱爾特邊區、美國大陸擴張與日本吸收東北亞海疆之初步比較

傷逝的紀念碑？

晚期殖民年代（一九三七—一九四五）臺灣民族主義輓歌般的變形

注釋

參考書目

 序

寫在旅途之中──中文版序言

我的求知之路就是我追求認同的道路，而這冊論文就是我最初抵達的地點。在這段旅程中，我努力拂拭被遺忘文本上厚厚的塵埃，讓第一代臺灣現代知識人所描繪的那些稚拙的、有時試探性的，但有時又如此堅定、大膽而富於創意的自畫像，逐一顯露出來。

在這段旅程中，我也努力去摸索那個隱藏在被戰後史阻斷的記憶中的日本身影。接近日本無論如何都是必需的，因為現代日本是臺灣人形成自我的鏡像，不可避的母體與他者。只有行經日本，才能抵達臺灣。然而所謂「現代日本」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帝國化相互重疊，因此要追尋現代日本的足跡，必然會由核心而邊陲，逐步行經東北地方、北海道、沖繩、臺灣和朝鮮，乃至滿洲與南洋。然而即使完成了帝國全境的巡禮，確認了臺灣在帝國之內的位置，我們還是無法真正抵達臺灣，因為戰前日本帝國的形成是日本與中國、東亞與西方之間相互交涉、齟齬的過程，緊密地鑲嵌在一個更大的世界史脈絡之中。只有理解現代日本在世界史的位置，理解現代日本如何在世界之中定義自己與臺灣，我們才能真正抵達臺灣，也才能夠理解到第一代臺灣現代知識人那些稚拙的自畫像，原來是他們對那個複雜難解的，有著重層的支配／抵抗結構的巨大世界的回應。

這一切都是事後才理解的。要等到完成了論文之後，我才愚鈍地意識到，為了返回現代臺灣，我這個日本史與世界史的素人在問題意識、理論與史料的引導下，竟然在無意之間有如背包客一般自力行經了現代的日本和世界。用比較思想史的語言來說，要等到完成了論文之後，我才理解到原來日本統治下臺灣民族主義的出現，不只是日本悲劇性的現代化過程所孕生的結果，同時也是整個現代世界史「啟蒙的辯證」（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的產物。

所以這篇論文從最初單純關於臺灣民族主義起源的個案研究，逐漸成長為一個對於日本與歐洲帝國的殖民主義支配，以及日本帝國內各殖民地的反殖民抵抗模式的雙重比較研究。在全球的、比較的視野引導下，我摸索出了一種可稱之為「在地文本的全球解讀」（global reading of local texts）的方法，在同時期日本、中國與西洋的多重思想脈絡影響下重新閱讀戰前的臺灣文本。這個被我的老師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稱為「從奧林帕斯山頂」的視野，也幫助我看見了在戰前國際政治秩序重層的支配與抵抗結構中，處於西洋—日本雙重支配最底層的臺灣（以及朝鮮、沖繩），如何與立於頂端的西洋現代文明進行策略性的論述結盟，以批判日本那種既模仿又抗拒西洋的折衷主義式殖民支配。如此，在那個「長期被隔離於世界文明之外的孤島」（永く世界の文明より隔離せらる孤島）［注1］上被生產出來的那些被人遺忘、輕蔑的小文本（minor texts），突然被帶進了世界史的脈絡之中，出現了層次，而且產生了深度。

為了呈現一個素人／初心者在黑暗中摸索的過程，這冊中譯本大體保留了英文原文的原貌。畢業十餘年後，我對比較帝國史有了更多的學習和理解，於是寫了一篇簡潔的英文論文，將戰前日本民族國家形成與帝國擴張重疊的現象，與十六、七世紀英格蘭在鄰接的凱爾特周邊地區（Celtic fringe）之擴張，以及十九世紀美利堅合眾國在北美大陸上的國家擴張模式做了一次比較分析。透過這三個個案的比較，我才比較清楚理解到日本在沖繩、臺灣與朝鮮的「差序式吸收」（differential incorporation）統治模式其實是帝國初期擴張常見的模式，具有某種普遍性。不過，為了保存這本書原有的摸索與思考歷程，我將這篇論文以補論的型態附在全書本文之後。另外，我曾為二○一三年美國亞洲學會（AAS）的研討會撰寫了一篇英文論文，扼要地補充說明臺灣民族主義在一九三七年以後，也就是戰中期的發展與變形。這篇簡短的論文，我也以補論形式和前一篇短論一起放在本文之後，供讀者參考。最後必須說明的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東北亞地緣政治局勢發生了劇烈變化，臺灣民族主義因此在戰後初期也經歷了一段複雜的起伏和轉型，最終在一個非常不同的歷史脈絡中重新出現。這段故事非常富於戲劇性，也具有高度的理論意涵，不過它已經超出了本書的範圍，因此並未收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照我二○一六年出版的中文論文〈三個祖國〉。［注2］

另一個與歷史發展階段相關的問題，也應該在此一提。本書主題是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的誕生與發展，本質上是關於臺灣民族主義初期型態的實證研究，所呈現的包括這個運動的許諾與限制。初期的臺灣民族主義是安德森所說二十世紀前半全球史「最後一波」民族主義的個案，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在擁抱西方現代文明理想的同時，也繼承了文明化意識形態的演化論偏見。第一代臺灣民族主義者對原住民族問題的忽視，清楚反映了此種源於現代性意識形態的文明傲慢。這是初期臺灣民族主義在思想上的限制。除了思想制約之外，戰前日本對臺灣住民採取區隔原漢的二元統治策略，也對兩個族群的社會整合與政治結盟設下了根本的制度性障礙。［注3］就原住民族而言，臺灣總督府在霧社事件後採行的「教化理蕃」政策，並用經濟收編與文化同化，有效阻止或遲延了臺灣原住民族的自主政治動員。［注4］這些都是初期臺灣民族主義發展面臨的歷史限制。詩人艾略特在《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說「只有經由時間才能克服時間」，歷史的限制最終也只能經由歷史來克服。我們必須要在二次戰後的全新歷史脈絡之中，才能看到文明化意識形態的逐步崩解，臺灣原住民族政治主體形成的胎動，［注5］以及新一代臺灣民族主義者嘗試跨越族群界線，重新定義「臺灣人」的契機。［注6］

論文寫完了，然而旅程尚未結束。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在《剝奪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裡面曾經總結說，他一生為巴勒斯坦寫作，主要就是為了要「證明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注7］我在芝加哥大學讀到這句話時深受感動，覺得彷彿是在為我艱困孤獨的旅程所下的注腳。三十餘年之後，世界史的發展自身已經以一種極為激烈和危險的方式，證明了臺灣的存在，不再需要我這個象牙塔內的學徒微不足道的努力。儘管如此，我的個人旅程尚未結束，但我已經不再尋找回到臺灣的路了。如今我追尋的，是經由臺灣而回返世界，回返人類共同的精神原鄉的道路，而這冊習作則成為我持續中旅程的一個經過點。

這本用英文寫成的論文在二○二三年先以日文譯本形式在日本出版，［注8］接著再從日本回到臺灣。這或許是天意。日本是孕生了近代臺灣的母體和他者，我整個寫作過程就是與這個兩義的日本的一場漫長的搏鬥。雖然我努力想站在一個世界史的高度來保持和日本（與臺灣）的距離，但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始終都是面向著日本和臺灣──面向著這兩個我無從選擇的故鄉，和他們對話、爭辯、探究、詢問，向他們尋求關於歷史與認同的解答。在這個非常個人，非常存在性的意義上，日本和臺灣共同孕生了這本書。我不確定英文版最終會不會出現，但這篇習作能先與日本和臺灣的讀者見面，或許是我潛意識中一直在期待的結果。我對此結果深懷感激。

這本書終於在臺灣出版，彷彿一次遲來的鮭魚返鄉，對此我最應該感謝的是春山出版社的總編輯莊瑞琳。沒有她近乎固執的催促與鼓勵，我不可能走出──或者被逼著走出──那如餘燼般的倦怠、遲滯與無所作為。從《想像的共同體》中譯本增訂版，到《受困的思想》的中日文版，乃至本書，我見證了一個優秀專業編輯和她傑出團隊的知識勞動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一個屬於臺灣本土的編輯者傳統（editor tradition）的誕生。事實上，小瑞與同世代，乃至更年輕世代的專業編輯者們，長久以來持續不輟地進行著一場以書籍為媒介的文化運動，透過一本一本好書的出版，靜靜地重塑臺灣社會淺薄、喧囂、躁動外表底下的文化根基，賦予它厚度與深度。能以作者身分參與這場文化運動，我感到無比榮幸。我也要對本書主要譯者胡宗香深致謝意，這位傑出的翻譯者從〈比較史、地緣政治，以及在日本從事臺灣研究的寂寞〉（二○一六）到本書，一路耐性地將我過於雕琢的英文轉化成優美流暢的中文，救贖了我的疏懶與炫學。最後必須特別一提的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受惠於京都大學駒込武教授的《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一九九六）甚多。這部比較殖民史傑作在知識上給予我多方啟發，但同時也誘發了我的反論欲望，而經由這個激烈的內在對話過程，這本書逐漸成為我努力試圖超越的一座里程碑。對於這位博識、正直而熱情的畏友，我終生懷抱感激與敬意。

吳叡人

臺灣草山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林呈祿，〈新時代に処する臺灣青年の覚悟〉，《臺灣青年》第一卷第一號（一九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和文之部，頁35。

2吳叡人，〈三個祖國：戰後初期臺灣的國家認同競爭，一九四五－一九五○〉，蕭阿勤、汪宏倫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二○一六），頁二三至八二。

3本書第三章關於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論述的分析中，對初期民族主義的歷史限制有較深入的討論。

4關於霧社事件後總督府教化理蕃政策的政治效果，參見吳叡人，〈臺灣原住民自治主義的意識形態根源：樂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政治思想初探〉，洪麗完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二○○九），頁一九三至二二九。

5關於二次戰後初期興起的臺灣原住民運動，參見吳叡人，〈臺灣原住民自治主義的意識形態根源：樂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政治思想初探〉，以及吳叡人〈「臺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之政治史的初步重建〉，收於《二二八事件6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二○○八），頁三二五至三六三。

6關於一九六○年代史明對臺灣原住民族態度的討論，參見吳叡人，〈啟示與召喚：《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思想史定位〉，收於《實踐哲學：青年讀史明》（臺北：臺灣教授協會，二○一二），頁二八至三六。

7 Edward Said, 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1994]), p. xvi.

8吳叡人著，梅森直之、山本和行譯，《フォルモサ・イデオロギー：台湾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勃興》（東京：みすず書房，二○二三）。

米兰博士：特朗普为什么要重组全球贸易体系

原创   Stephen Miran 奥地利学派 经济学评论 2025年04月07日

https://youtu.be/YP8ii_jPcCs?si=2NYWH1PoA50B1qcI

摘要

改革全球贸易体系，让美国工业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更公平的关系，是特朗普总统数十年来的一贯主张。我们可能正处于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代际变革的风口浪尖。

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元持续高估，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平衡，而这种高估是由对储备资产缺乏弹性的需求所驱动的。随着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美国为提供储备资产和国防保护伞提供资金的负担越来越重，因为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首当其冲。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列举一些可用于重塑这些体系的工具、使用这些工具时的权衡以及将降至最低的政策选择。这不是政策倡导，而是试图了解贸易或金融政策潜在重大变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关税提供了收入，如果被货币调整抵消，则通胀或其他不利副作用极小，这与2018-2019年的经验一致。虽然货币抵消会抑制贸易流量的调整，但它表明关税最终由被征收关税的国家提供资金，而这些国家的实际购买力和财富都会下降，而且所增加的收入可以改善储备资产供应的负担分担。关税的实施很可能与国家安全问题密切相关，我将讨论各种可能的实施方案，还将结合美国税收制度的其他方面讨论最佳关税税率。

本文旨在纠正其他国家货币估值过低的货币政策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权衡和潜在影响。从历史上看，美国一直采取多边方式进行货币调整。虽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没有工具可以单方面解决货币估值失当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将介绍多边和单边货币调整战略的一些潜在途径，以及减轻不必要的的手段。

最后，我将讨论这些政策工具对金融市场产生的各种影响，以及可能的先后顺序。

第1章：导言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人对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为其提供服务的满意度的看法大幅恶化。不只是在经济学家中间，而且在选民中间，支撑国际贸易体系的共识已经破裂，两大政党都采取了旨在提升美国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的政策。

随着特朗普总统在强有力的民主授权下赢得连任，人们有理由期待特朗普政府对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本文将探讨一些可用于此的工具。与华尔街和学术界的许多论述不同，政府可以利用一些强有力的工具来影响贸易条件、货币价值和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

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提议将对中国的关税提高到60%，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税提高到10%或更高，并将国家安全与国际贸易在一起。许多人认为，关税具有很强的通胀性，会造成经济和市场的大幅波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2018-2019年的关税，即实际税率的实质性增加，在执行时几乎没有造成明显的宏观经济后果。美元的涨幅几乎与实际关税税率相同，抵消了大部分宏观经济影响，却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由于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随着货币贬值而下降，中国实际上为关税收入付出了代价。中国刚刚经历了关税税率的重大升级，这一经验应为分析未来的贸易冲突提供参考。

特朗普总统还讨论了对美元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问题。全面征收关税和放弃强势美元政策可能会产生几十年来所有政策中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将从根本上重塑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

有一条道路可以在不产生重大不利后果的情况下实施这些政策，但这条道路是狭窄的，需要用货币抵消关税，需要循序渐进，或者在美元问题上与盟国或美联储协调。不受欢迎的经济和市场波动的可能性很大，但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将其最小化。

从贸易角度看，美元长期被高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资产发挥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这种高估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制造业，同时也使金融化的经济部门受益，使美国富人从中获益。然而，特朗普总统却赞扬了美元的储备地位，并威胁要惩罚停止使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我预计，这些紧张局势将通过一系列旨在加强贸易和安全伙伴之间的分担负担的政策来解决：特朗普政府与其试图终止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使用，不如设法夺回其他国家从我们的储备地位中获得的一些好处。将其他国家的总需求重新分配给美国，增加美国财政部的收入，或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可以帮助美国承担为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提供储备资产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成本。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将贸易政策与安全政策交织在一起，将提供储备资产和安全保护伞视为相关联的，并将两者的负担分担放在一起。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首先，我回顾了造成我国经济失衡的根本经济原因。其次，我探讨了以关税为驱动力的纠正这些不满的方法。第三，我回顾了多边和单边的货币驱动方法。最后，我将讨论市场后果。

本文并非政策倡导。我试图对贸易条件中的经济失衡现象进行诊断，这是民族主义者批评现行体制的基础，我描述了一系列可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并分析了这些工具的相对优缺点和潜在后果。

我的分析仅反映我个人的观点，与特朗普总统团队或哈德逊湾资本的任何人无关。分析的目的是了解可能实施的政策范围，以便我们的团队和客户能够评估可能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后果。

第2章 理论基础

经济不满的根源在于美元

特里芬世界

对当前经济秩序的强烈不满源于美元的持续高估和不对称的贸易条件。这种高估降低了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美国进口产品更加廉价，并阻碍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随着工厂倒闭，制造业就业率下降。当地经济衰退，许多工薪家庭无法养活自己，沉迷于政府施舍或阿片类药物，或搬到更繁荣的地方。基础设施因政府不再提供服务而衰退，住房和工厂被废弃。社区被"破坏"。

根据Autor、Dorn和Hanson（2016年）的研究，2000年至2011年间，由于对华贸易增长带来的"中国冲击"，60万至100万个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了。包括更广泛的类别在内，这十年间因贸易而减少的工作岗位接近200万个。即使十年间损失200万个工作岗位，也仅相当于每年损失20万个工作岗位，与每年因技术、企业和行业的兴衰以及经济周期而发生的工作岗位变化相比，只是一小部分。

但这一逻辑在两个方面存在缺陷：首先，随着新研究的出现，对贸易导致的就业损失的估计也随之增加，例如Autor、Dorn和Hanson（2021年）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冲击"比最初估计的要大得多，事实上，大量依赖于当地制造业经济的非制造业工作岗位丢失了。其次，许多工作岗位的流失集中在不容易找到替代就业机会的州和特定城镇。对于这些社区来说，损失是严重的。

"历史终结"的逆转和国家安全威胁的回归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于没有主要的地缘政治，美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将工业化工厂的衰落的重要性降到最低。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不仅是贸易威胁，也是安全威胁，因此，拥有一个强大和多样化的制造业部门重新成为必要。如果没有生产武器和国防系统的供应链，就没有国家安全。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如果没有钢铁，就没有国家"。

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在分析中没有考虑到这种外部性，因此乐于依赖贸易伙伴和盟国来建立这种供应链，但特朗普阵营并不认同这种信任。美国的许多盟友和伙伴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流量远远大于与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流量；如果出现最糟糕的情况，我们真的能相信他们吗？（下面删除了一段）

从这个角度看，美元持续高估是贸易失衡的关键机制，尽管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但从国外进口的美元却始终保持低廉。那么，作为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市场，货币市场怎么可能不均衡呢？

答案在于，货币均衡（至少）有两种概念。其一植根于国际贸易模型。在该模型中，货币在一个长时期内会调整，来平衡国际贸易。

如果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出现贸易顺差，它就会用其商品换取外币，然后用本国货币出售这些商品，从而推高本国货币。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本国货币足够坚挺，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从而实现贸易平衡。

另一种均衡概念是金融均衡，基于储蓄者在不同国家之间选择投资组合。在这种均衡概念中，货币将进行调整，直到投资者在事前风险调整的基础上对持有不同货币计价的资产持无差别态度。。

然而，当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储备资产时，后一类模型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就是如此。由于美国向全世界提供储备资产，因此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需求并非源于平衡贸易或优化风险调整收益。这些储备功能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并为大量储蓄提供工具，这些储蓄通常出于政策原因（如储备或货币管理或主权财富基金）而持有，而不是为了收益最大化。美元和美国短期债券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储备需求对经济或投资基本面缺乏弹性。为抵押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之间的贸易而购买的国债，无论美国与这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如何、最新的就业报告如何、国债相对于德国国债的相对回报如何，都会被购买。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特里芬世界"，即比利时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的"特里芬世界"。在特里芬世界中，储备资产是全球货币供应的一种形式，对储备资产的需求是全球贸易和储蓄的函数，而不是以储备国的国内贸易平衡或回报为特征的。

当储备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是大国时，储备国的储备地位就不会给其带来显著的外部效应。从特里芬均衡到贸易均衡的距离小。然而，当储备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较小的时候，例如，由于全球增长长期超过储备国的增长，紧张局势会加剧，特里芬均衡与贸易均衡之间的距离就会相当大。对储备资产的需求会导致货币大幅高估，并带来实际的经济后果。

在特里芬的世界里，储备资产生产国必须承受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这是出口储备资产的另一面。USTs（美国国债）成为出口产品，为全球贸易体系提供动力。在出口USTs的过程中，美国获得的，然后将其用于消费的，通常是进口商品。美国经常账户出现巨额赤字并不是因为它进口太多，而是因为它必须出口USTs来提供储备资产和促进全球增长。美国（如Feldstein和Volcker，2013年）和中国（如Zhou，2009年）的重要决策者都讨论过这一观点。

随着美国相对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缩水，美国必须为全球贸易和储蓄池提供资金的经常账户赤字或财政赤字在国内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因此，随着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我们本国出口部门所面临的后果—高估的美元刺激进口—变得更加难以承受，这部分经济所承受的痛苦也随之增加。

最终（理论上）会达到一个特里芬"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这种赤字增长到足以引起储备资产的信贷风险。储备国可能会失去储备地位，从而引发全球不稳定浪潮，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困境"。事实上，作为储备货币的悖论在于它会导致永久性的双赤字，而双赤字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和外债积累，最终破坏这种大型债务经济体的安全和储备货币地位。

虽然美国占全球GDP的份额从20世纪60年代的40%减半至2012年的21%，并略有回升至目前的26%，但仍远未达到这样的临界点，部分原因是除美元或USTs外没有其他有意义的替代品。储备货币必须能兑换成其他货币，储备资产必须是一种稳定的价值储藏，受可靠的约束。虽然中国等其他国家也渴望获得储备货币地位，但它们都不符合这些标准。而欧洲虽然可以，但其债券市场相对于USTs市场来说是支离破碎的，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甚至比美国缩水得更厉害。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跌至谷底，此后趋于稳定或有所改善，这与制造业的就业模式不谋而合。由此可见，我们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推动了贸易均衡中特里芬扭曲的规模，而特里芬扭曲又反过来推动了可贸易部门的状况。

这些货币发展的背景是一个关税税率体系，该体系定义了国际贸易体系，从广义上讲，它被锁定在一个为不同的经济时代设计的架构中。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的有效关税约为3%，是世界上征收关税最低的国家，而欧盟征收的关税约为5%，中国征收的关税约为10%。这些数字是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值，并不能反映双边关税率；双边关税差异可能更大，例如，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汽车仅征收2.5%的关税，而欧洲对美国进口的汽车征收10%的关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税率要高得多孟加拉国的实际税率高达155%，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些关税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当时美国希望以优惠条件向世界其他国家慷慨开放市场，以帮助二战后的重建，或在冷战期间建立联盟。此外，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一些国家采用实质性的非关税壁垒、窃取知识产权等手段，关税大大低估了竞争环境的不平衡性（unevenness ）。从理论上讲，如果浮动汇率进行调整以抵消先前的关税率，那么先前的关税率可能不会影响贸易，但它们会对收入和负担的分摊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经济后果

虽然我们很可能还远未到构成特里芬困境临界点的经济危机，但我们必须考虑到特里芬世界的后果。储备国地位会带来三大后果：借贷更便宜、货币更昂贵，以及通过金融体系追求安全目标的能力。

1)更便宜的借款

由于对USTs证券有着持续的、储备推动的需求，因此美国可能能够以比其他情况下更低的收益率（lower yields ）进行借贷。由于经济学家几乎没有研究对象（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是唯一的储备货币），因此无法确信这种好处有多大。根据一些估计，尽管是虚拟的，借款收益率高达50-60个基点（麦肯锡，2009年）。

无论如何，有许多国家的借贷比美国便宜得多。在撰写本报告时，除了英国的借款比美国贵十分之一之外，所有七国集团成员的借款都比美国便宜。瑞士和瑞典等其他国家的借贷也比美国便宜，瑞士几乎便宜了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像希腊这样曾经陷入困境的债务国的借贷成本却比美国低一个多百分点。

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对冲货币风险的合成美元借贷利率，即考察它与覆盖利率平价（covered interest parity ）的偏差（如Du、Im和Schreger，2018）。与其他G10相比，美国的这种偏差目前（通常）接近于零6；换句话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几乎没有特殊的借款利率。然而，G10与新兴市场的对比仍包含大量残差，这表明新兴市场在借贷时要比发达市场支付借贷溢价。

我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虽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作为储备货币可能会降低借贷成本，但无论获得什么好处，都可能被央行的政策展望（policy outlooks ）、增长和通胀预测以及股市表现等因素所抵消。

不过，借贷优势可能会有不同的表述：与其说是降低借贷成本，不如说是降低借贷的价格敏感性。换句话说，我们的借贷成本不一定大幅降低，但我们可以在不推高收益率的情况下借贷更多。这是对储备资产的需求缺乏价格弹性的结果，反过来说，我们需要大量的对外赤字来为储备提供资金。

2) 更丰富的货币

作为世界储备生产国所带来的更重要的宏观经济后果是，对美国资产的储备需求推高了美元，导致美元汇率远超过长期平衡国际贸易的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约为12万亿美元，其中约60%是以美元分配的—实际上，美元储备持有量要高得多，因为准官方和非官方实体也出于储备目的持有美元资产。

显然，7 万亿美元的需求足以推动任何市场，甚至是货币市场。作为参考，7 万亿美元约占美国 M2 货币供应量的三分之一；这些持有量的流动或平仓显然会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说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为美联储政策而非投资目的购买的数万亿美元证券对金融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为外国央行政策而非投资目的购买的数万亿美元如果是在其他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上，而不是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也应该会产生一些影响。

因为各国积累储备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止升值，在以本国货币计价的美元汇率压力下，美元汇率与全球储备水平之间同时存在负相关关系。当美元贬值时，储备往往会上升，因为储备积累国会购买美元来压制本国货币，反之亦然。

然而，除了1991年的两个季度之外，美国自1982年以来一直处于经常账户赤字状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这样一个不可忽略不计的时期中，经常账户无法实现平衡，这告诉我们，美元没有发挥其平衡国际贸易和收入流动的作用。

在经济衰退期间，储备地位与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之间的相互作用最为明显。由于储备资产是"安全"的，美元在经济衰退时会升值。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货币在经济衰退时往往会贬值。这意味着，当总需求下降时，出口部门的痛苦会因竞争力的急剧削弱而加剧。因此，在美国经济衰退期间，制造业的就业率会急剧下降，之后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恢复。

假设对国库券（Treasury securities ）的储备需求在提供有利的借贷条件方面只起很小的作用，但在造成货币高估方面却起很大的作用，这似乎很奇怪。然而，这是与利率市场和国际收支结果最相符的解释。事实上，这也符合流动性注入最终会提高利率的观点，因为流动性注入会刺激更强劲的名义增长。对这种结果组合的其他理论解释可能会引起有趣的研究。

3)金融治外法权

最后，如果储备资产是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命脉，那就意味着谁控制了储备资产和货币，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贸易和金融交易。这使得美国可以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中使用金融力量而不是动用其他能力来实现其意志。美国可以，也确实在以各种方式制裁全球各地的人民。从冻结资产到各国与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联系，再到限制任何外国银行进入对其全球业务至关重要的美国银行和金融系统，美国无需动用一兵一卒，就能运用其金融力量实现削弱敌人的外交政策目标。经济学家无法评价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是否值得，只能注意到，由于美国凭借储备货币的地位控制了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美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这些目标。

Cipriani,Goldberg 和 La Spada(2023)全面回顾了美国如何为国家安全目的调动全球金融架构，Mohsin(2024)则介绍了许多主要参与者的历史。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制裁也可被视为现代形式的封锁。许多以前的储备提供国，凭借其贸易帝国而拥有强大的制海权，这使它们可以封锁敌对国家，阻碍其经济生产；如今，制裁也可实现相关的结果，却无需采取实际行动。

核心的权衡

综合这些储备资产的特性，如果对储备资产存在持续且价格不敏感的需求，但借款成本仅略有下降，那么美国的储备货币地位带来了货币被高估的负担，侵蚀了我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这与通过金融治外法权，以最低成本实现核心国家安全目标的地缘政治优势相平衡。

因此，我们需要在出口竞争力和金融力量投射（financial power projection，指一个国家或组织通过金融手段，如投资、贷款、援助等来实现其影响力或战略目标的能力——译注） 之间做出权衡。由于这种力量的投射与美国支撑的全球安全秩序密不可分，我们需要将储备地位问题理解为与国家安全交织在一起的问题。美国为自由民主国家提供了一个全球防御盾牌，作为交换，美国获得了储备地位的好处—正如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处理一些负担。

这种联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特朗普总统认为其他国家在国防和贸易方面同时占了美国的便宜：国防保护伞和我们的贸易赤字通过货币联系在一起。

在特里芬世界中，随着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力量中所占份额的缩小，这种安排变得更具挑战性。随着美国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全球GDP超过美国GDP，美国发现越来越难以支撑全球安全，因为经常账户增加，我们生产设备的能力变得空洞。不断增长的国际赤字是一个问题，因为它给美国出口部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以及社会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讨价还价就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这就使我们想到了现在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达成了改变这种关系的共识。

重塑全球体系

如果美国不愿意忍受现状，那么它就会采取措施改变现状。概括地说，有单边和多边方式，也有以关税或货币为重点的方式。

单边解决方案更有可能产生不良的副作用，如市场波动。多边解决方案的波动性可能较小，但很难让贸易伙伴加入进来，这就限制了重塑体系的潜在收益规模。单边政策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迅速改变政策；多边政策更难实施（也许是不可能实施？）。

美元之所以成为储备资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提供了稳定性、流动性、市场深度和法律规范。这些特点使美国强大到足以在全球范围内投射有形力量，并使其能够塑造和捍卫全球国际秩序。储备货币地位与国家安全之间相互交织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任何可能的全球贸易体系重塑中，这些联系都将变得更加明显。

关税和货币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从而增加我们的工业化厂房，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需求和就业岗位分配到美国本土。这些政策不太可能导致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业的大量外迁，因为尽管货币或关税率大幅波动，其他国家—如孟加拉国—仍将保持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然而，这些政策有助于保持美国在高附加值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减缓和防止进一步的离岸外包，并有可能增加谈判筹码，从而促使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向美国出口产品开放市场或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2019年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这些领域取得了进展，但中国放弃了其在该协议中的承诺。

此外，由于特朗普阵营中的许多人认为贸易政策与国家安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许多干预措施将针对对安全至关重要的工业化工厂。国家安全的概念可能会变得更加宽泛，例如包括半导体和制药等产品。

尽管美元在严重拖累美国制造业方面发挥了作用，但特朗普总统一直强调他重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威胁要惩罚那些脱离美元的国家。我预计这一紧张局势将通过旨在维护美元地位，但也会改善与贸易伙伴的分担的负担的政策来解决。国际贸易政策将试图重新获得我们的准备金条款（reserve provision）给贸易伙伴带来的一些好处，并将这种经济责任分担与国防责任分担联系起来。尽管特里芬效应对制造业造成了压力，但我们仍将努力在不破坏该体系的情况下提高美国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

无论采取何种政策，都有可能对金融市场和经济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过，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尽量减轻这些后果，使政策变化尽可能成功。

（选自 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原文发布于2024年11月，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 Stephen Miran是哈德逊湾资本公司的高级策略师。此前，Miran博士曾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政策高级顾问，在大衰退期间协助制定财政政策。在加入财政部之前，米兰博士从事了十年的投资专业工作。米兰博士还是曼哈顿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他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波士顿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此文只供参考，让读者了解特朗普关税背后的经济学，不代表本公号立场。）